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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初我在尼泊尔当大使时，接待了国内派来的中国文化代表团，照例他们要向使馆汇报并介绍国内情况。团员严文井同志与我早就认识，我们交谈时他说国内今年将发生大的运动与变化，主要是指向文化界的。 我当时并没有十分注意，但我知道文化界是是非之地，从开国以来批判《清宫秘史》电影开始，似乎年年有事，而且还涉及到思想、政治问题。谁知在1966年从春季始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先是批《海瑞罢官》，接着批《三家村札记》，批吴晗，5月间即发出“五一六”通知，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批“二月提纲”，随即由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刊登评三家村札记与《燕山夜话》，说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从此一场政治大运动的腥风血雨迅速遍及全国。5月在北大聂元梓等贴出第一张大字报，6月陈伯达进驻《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了。在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确定斗争目标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方法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接着改组7党的领导，林彪成了唯一的副主席。毛泽东亲自发动，全国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弄得我们在国外不知所措，许多外国友人说中国是疯了，的确中国是疯了。 外交部除了根据“十六条”指示在国外使馆不搞“四大”外，别无通知或指示。本来驻外使馆不搞“文化大革命”，更不搞“四大”，但我驻巴基斯坦大使馆首先闹起“四大”，由该馆的武官作后盾，伙同一些下级外交官和事务工勤人员组成战斗队，贴大字报、“破四旧”、攻击大使章文晋。 他们使馆一闹波及其他使馆，我们驻尼使馆也要闹革命，“搞四大”，先从“破四旧”开始。“破四旧”不只是破掉馆内现有的古玩、文物、字画，说通通是旧封建的东西一律要砸毁，还要对外交方面一些作法也要破，说尼泊尔国家贵族都是封建主义要不理他们，使馆要同尼泊尔平民百姓交往。对于前者我尽力说服馆内的自命造反派不能乱砸乱毁，这些都是中国文化传统要珍惜。对于后者的主张坚决反对，不许损害国家的对外政策。不久外交部来电要调使馆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人回国参加“文革”学习运动，三个月或半年一期轮训，于是我馆先调了约二分之一的人回国。 临行前我根据整党时抢救运动的经验私下告诉伍仪瑜，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实事求是，不乱起哄，不乱承认或否认什么，一定要沉住气，顶住任何压力。她很坚强，后来证明她在“文革”中的表现是好的。我国在尼泊尔援助修公路、砖瓦厂。皮革厂的技术行政人员约上百名，他们若是要闹起“四大”、“破四旧”等，不但援助工程受损失，而且会牵涉到尼泊尔方面，因为他们也有工程技术和行政人员，特别是众多的尼泊尔工人，若把这些人也带动起来，那就天下大乱了。所以我会同我馆负责管理援助工程的经济参赞李步霄及其他负责人竭力说服和防止他们搞“四大”。还好，这些援助人员素质都很好，顾大局、识大体，不但没有搞什么“文革”，还积极努力把中尼公路提前修通。继中尼公路之后尼泊尔接着要我们援助其修加德满都到博克拉的公路，这是一条越过不少横断山脉，跨越大河，许多外国都不愿问津的工程，但这条路对沟通尼泊尔首都与西部山区极为重要，对于维护尼国的统一，开发尼国西部山区的资源都是必需的，中国政府同意了，我在离开尼泊尔前主持了这条路的开工典礼。 中尼两国关系是友好的，但也出了些问题。那是在1967年初，中国因“文化大革命”，喊出了打倒各国反动派的口号，把印度也算在各国反动派之列，国内造反派要打倒印度反动派，围攻印度驻华使馆，引起了印度的反响，于是印度出现了反华热潮，也围攻中国大使馆，打了大使馆人员。国内下令驻印大使馆人员撤退回国，但印度与中国无直接通航，只能由印度飞加德满都再转孟加拉回国。就是在我们接待驻印使馆回国的二三十人时，我大使馆和援尼人员近百名拥至机场，要举行盛大的欢迎红色外交战士的仪式，要大闹印度驻尼使馆，要贴大字报和开反印大会。就是说要把国内“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套搬到尼泊尔来搞。那当然是不行的。尼泊尔是一个主权国家，我国一贯尊重其独立、主权，尼同印度又是友好国家，我们怎么能在尼泊尔国士上特别是影响国际观瞻的飞机场搞国内那一套。我赶紧去了机场同他们那帮激进分子商谈阻止其行动。最后在我的说服下，以我同意在他们欢迎时允许喊口号为条件，他们就不再开大会了。当飞机着陆时，我驻印人员下机时，由我去接他们，我驻尼人员列队高呼欢迎口号。原来说好不喊反印口号，但当时禁止不住，一时间反对印度反动派的口号声大起，我也无法禁止。这就造成了极不好的影响，尼泊尔机场官员极为不满，印度大使馆马上向尼泊尔政府提出严重抗议，我被召到尼泊尔外交部，由其外交大臣比斯塔向我提出不满和遗憾。我当时知道这件事侵犯了尼泊尔主权，但不能代表国家道歉，同时也未接到国内指示。在外交上向外国道歉是不准许的，于是我只简单答复我将报告国内。虽然尼泊尔并未因此事大作文章，比斯塔向我表示遗憾，态度还是友好的，但我心中却极为难受，认为做了件错事，在我的外交生涯中留下一个污点。 此后不久，我就病了。原来是感冒、发烧、肝疼，我援尼专家组有医生为我治疗，但他误用盘尼西林，打针以后突然浑身人抖，腹疼难忍，从床上摔下来，病情极严重，误用此药我反应极大，脸部及眼睛已现黄色，几乎丧命。去尼医院，尼方待遇很好，专门开一小楼做为我的病房，但其医疗技术太差，竟诊不出我是何病。使馆报告外交部，即来电叫我回国治疗。我于1967年6月间回国。深夜到北京，一到机场即被我馆“文革”战斗队用车送到老外交部东楼该队部对我训话，约法三章 ，不许乱走动，不许串连，一切听战斗队命令等。我很奇怪为什么不见我爱人和家中人来接，后来知道是战斗队不许。直到半夜我才回到家中。伍仪瑜早就回来参加“文革”学习，对我详说“文革”及现在北京形势以及战斗队的情况。第二天我就住进北京医院。医院诊断为胆结石，必须动手术治疗。那时北京医院同其他单位一样也在搞“文革”，该院不只一个战斗队起来批院内学术权威和院领导，高级的医生一面接收批判斗争，一面还要看病，大字报到处都是，幸好对我们这些驻外大使还能认真医治。 在住院时，伍仪瑜常来看我并告诉我外面“文革”进行的情况。外交部及各馆战斗队彼此争斗组合互抢“左派”旗帜，我驻尼使馆有一主要战斗队参加“九九兵团”，（毛泽东1966年9月9日对驻外使馆的群众反映批示“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的批语。极左份子以此指示为名组织“九九兵团”）要打倒驻外使馆的一切走资派，主要矛头针对各大使，其中被揪斗最凶的有驻蒙大使张灿明，驻阿尔及利亚大使曾涛，驻坦桑尼亚大使何英，驻法大使黄镇等，他们除在馆内斗争外，还联合各自主张相同，斗争目标相同的队组成大的战斗队，要揪斗外交部“最大走资派”陈毅部长。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对陈要一批二保，就是要保陈毅过关，但“四人帮”把持的中央文革小组要把陈毅打下去，要定他是走资派。这个斗争一时在外交部及社会上闹得乌烟瘴气，打倒陈（毅）姬（鹏飞）乔（冠华）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贴在首都各大街上。 接着又发表王（力）八七讲话，说毛主席讲外交没有神秘，二十几岁的青年都可当部长，于是由外交部的“红色外交战士”姚登山带头砸烂外交部政治部。 姚登山原在印度尼西亚当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他在我驻印尼使馆闹“文革”，波及印尼华侨社会，受到印尼的攻击，他维护国旗挨了印尼不法之徒的打骂，他奉命撤退回国，一时中国印尼关系恶化，他成了“红色外交战士”，上了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接见。在照相时他居然站在中间，左手挽着毛主席，右手挽着林彪。这张像一登报引起很大反响，我们都认为他太不自量了，可是大多数造反派、极左分子就把他捧上了天，认为他受到毛。林两位统帅的重视，是他们造反派的当然领袖。他带头到各部去砸政治部，闹得天昏地暗。这些都是我在医院时伍仪瑜告诉我的。同院住有我的老朋友辛志超，他是政协副秘朽长，人胆小，对于“文革”不敢置一词，只对我说“打倒牛鬼蛇神”这个口号提得好。章汉夫也因病住院了，对他的大字报不多，因他早已不是常务副部长了。不久乔冠华被打伤住院，他对我说，毛上席最近对王的八七讲话有批评，大势可能好转。他是外交部被斗的对象之一，造反派罚他在王府井卖小报，是周总理出来制止，说外交部的副部长在街上卖小报对外影响不好。他住院时龚澎和其女儿常来看望。 我在1967年9月间开刀动手术，切去胆结石，那时“文革”一闹，医院常出事故，这次我动手术受到医院重视，请来协和著名专家会诊并在场保护。11月出院，休息一周后即去参加“文革”学习。那时旧外交部东楼几十个房间都被各驻外使馆的造反派、战斗队占领。由各使馆的造反派主持，我们这些大使、参赞是挨斗挨批对象，开会时听训话，不许随便发言，所谓学习就是挨批。那时新花样太多，一时不管是传来伟人领油讲话，还是两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刊《红旗杂志》登的文章都要学习，其中凡有黑体大字的就表示是毛主席的话或批改的，更要好好学习深刻领会，认为重要的还要游行示威、结队上街高呼口号表示拥护。那年发生了珍宝岛事件，一时反苏修的在全中国浪潮刮起，我们随着战斗队组织的游行队伍，上街大呼打倒苏修口号，绕苏联驻中国大使馆门前而过。 各单位派来军代表，要各派联合组成革命委员会，统一领导运动。转眼过了1967年，到了1968年开始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要审查领导干部的历史，我馆的战斗队就把我扣留在老外交部后面的红楼老房子里，同李钊关在一起。他是驻尼使馆二秘，不知什么原因把他扣起来，我们不许交谈。 同时在这楼上被扣留的还有姚登山、姚仲明。姚登山原是红色外交战士，为什么也被拘留审查，这个红极一时的人物也作了阶下囚，我不大理解，但这种事在“文革”中太多了，一批一批的人物，你方演罢我登场，像走马灯似的，上上下下眼花缭乱。但有一点，似乎人们的命运都掌握在中央文革尤其是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手里。 当时抓叛徒的风气很盛，到处出现了叛徒，内奸，我被扣是因为怀疑我是叛徒，或者内奸。战斗队造反派在夜间开了我几次会，查问我的历史，当叛徒经过，我矢口否认我是叛徒，我被国民党扣押时我还不是党员，怎么能成叛徒。整整在红楼里关了我半年，后来军代表奉命合并各战斗队，把我释放回家，听候审查。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外交部和各使馆的“学习”队都要派人下乡，我们学习班走了几个，伍仪瑜被调去下乡，她很有决心下乡去干一辈子，等我的问题解决了，我也要下乡去。但是我在1969年春被“解放”，就是说我的问题解决了，可以工作了。我在“学习”班还呆了一个时期，帮助解决几个老干部、大使的问题。先解决了张世杰的问题，他作为一个大使、老干部却来个假坦白，弄得问题复杂起来，说他在新四军被国民党扣押时叛变了，才被国民党放出来。这个惊人的坦白，使得战斗队既吃惊，又欢喜，以为这是一个大突破。后来就组成三人小组，由我负责审查他的问题。结果他说是假坦白，以求早点获得解放。等我们把他的问题弄清楚了，我拖到9月才去外交部报到。当时已开始恢复我国驻外大使馆工作，逐渐派大使出国上任。“文革”中我国与外国建交的约四十余国，除了埃及外，所有驻各国大使都回国了，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现象，各国也摸不透中国究竟想干什么。到1969年国内开始向各建交国派出大使，我表示不愿再出国，因为“文革”还未完，我驻各国大使馆里留下的人极左的占多数，国内战斗队还向国外使馆派人去当党委委员，外交活动仍要受他们的指使。我坚决不干，于是留在亚洲司当领导小组成员，搞了几年，1971年就派去旅游局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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