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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洛韦日极林 这是一个绝妙的冬夜。夜空静静地飘着雪花儿，给人一种微微的寒意。这个12月真是不同凡响。 舒什克继奇、克拉夫丘克和我，我们3个人集聚在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官郧里，准备决定苏维埃联盟的命运。 此时此刻，我回想起了迄今国内所发生的一切。 8月叛乱以后，所有共和国都迅速作出反应，纷纷发表独立声明。它们急匆匆地指定了总统选举的日期，起草宣言，印发声明，尤其是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两国，眼下根本不打算签署任何条约。 联盟机构全部陷入了休眠状态。很明显，实权都握在各共和国、首先是俄罗斯手中。不论是部长会议，还是国家计划委员会，或者是过去有无限权力的机关，事实上已不能真正解决任何问题，它们的职权仅限于登记现有状况的进展。 经济仍像过去那样跟在政治后面亦步亦趋，中央领导层的政治思想准则却严重败坏了自己的声誉，使得各共和国除了选择独立发展的道路之外，再也无路可走了。 我们未能实现从一元化联盟向更松散、更自由的邦联制的渐进式软过渡，而得到的却是中央在政治上的完全真空。 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中央已彻底丧失斗志，也失去了新生民族国家对他的信任。 是该做点什么了。 ★ ★ ★ 从8月到戈尔巴乔夫辞职，我们和他谈过大约8一10次。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明白我们之间关系的性质已发生很大变化。我对他说：“我们已有过惨痛的教训，8月事件教会我们许多东西，因此提请您注意，任何干部任免，都要征得我的同意。” 戈尔巴乔夫盯了我一眼，那是一种咄咄逼人的目光。但是，除此之外，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当时的一切都取决于我能否保持强硬的始终不渝的立场。 时间也证实：我是对的。 第一批干部任命是戈尔巴乔夫独自决定的：莫伊谢耶夫被任命为国防部长，舍巴尔中为“克格勃”主席，别斯梅尔特内赫继续留任外交部长。我非常清楚，这几个人都是叛乱的公开或秘密的参与者。 夜里，通讯社宣布这些任命后，我当即给戈尔巴乔夫打了一个电话，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您想干什么？莫伊谢耶夫可是叛乱的头子，舍巴尔申也是克留奇科夫的亲信。”戈尔巴乔夫回答说：“是的，也许是这样吧，不过，我还未调查清楚。但现在已经来不及了，所有的报纸都登载了这条命令，也在电视上宣读了。”在这次电话交谈结柬时，我说：“明天早晨我去您那儿。” 戈尔巴乔夫却说什么不合适，使我大吃一惊。难道讲究外表上的体面能比国家安全的现实威胁更重要吗？ 第二天一大早，我便驱车赶到戈尔巴乔夫的住处。我的第一个要求就是立即让莫伊谢耶夫辞职。戈尔巴乔夫尽管反对这样做。但最后却不得不承认犯了一个错误。他说：“我考虑考虑，看看怎么纠正过来。”“不行，”我说，“您不当着我的面处理完这个问题，我就不走。请您把莫伊谢耶夫直接叫到这儿来，让他辞职。” 莫伊谢耶夫正好在这一天命令自己的工作人员销毁他亲笔签署的与叛乱有关的所有文件，尤其是密码文件。 幸好直接受命销毁密码文件的一名上尉军官来到我们的安全部门，并告发了这个密谋。有人给我一张便条，上面写着这位上尉的姓名和电话号码。我把便条递给戈尔巴乔夫，说：“请您按这个号码打个电话，直接问问他现在正干什么。”戈尔巴乔夫当着莫伊谢耶夫的面接通了电话，对方回答说是某某上尉在听电话。戈尔巴乔夫说出自己的姓名后问道：“您今天接到了什么命令？”“我收到莫伊谢耶夫关于销毁所有涉及8月叛乱的密码文件的命令。”戈尔巴乔夫转身问莫伊谢耶夫，“您还有什么不理解的吗？” 我们当时说定：新国防部长的任命将征得共和国首脑会议的同意。那天，再过两小时共和国首脑会议恰好该开会。我提议空军总司令纱波什尼科夫为候选人，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在叛乱期间表现英勇果断，不管亚佐夫及其周围的人怎么胁迫，他都不为挑拨所动，采取一切措施不让空军参与政变。对他的任命，共和国首脑会议未提出任何异议。 此外，找出适当的人选担当克格勃领导人这一角色，也是非常重要的，何况他面临的任务是摧毁这个还是从斯大林时代就保存下来的令人恐怖的镇压机构。 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必须具备领导权力机关的经验。我觉得，巴卡京在普戈之前曾领导过内务部，肯定能胜任这项工作。这建议本来是非常出人意外的，但戈尔巴乔夫却同意了。 至于外交部，我认为别斯梅尔特内赫履行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重托，给所有驻外使馆发了密电，要求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并使整个外事机构转了向。以帮助叛乱者。当时任命科济列夫当联盟外交部长有点困难，他对此没有任何准备。结果，落在了鲍里斯·潘金这个家伙的头上。他是驻瑞典大使，也是政变第一天就给予叛乱肯定评价的为数不多的几个驻外大使之一。 共和国首脑会议在ll时开始。会上通过了上述所有提案。 类似这样的胜利，每一次获得都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而这种胜利还会有几次？一次，两次，还是三次呢？ 我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这仅是暂时的让步。 戈尔巴乔夫在政府3个关键岗位——国防部、安全委员会和外交部的任命虽然天折了，但任命本身似乎并无恶意。因为前两个部门他任命的是两位第一副职，而后一个部门更干脆：留任原先富有实践经验的代理部长。 但是，这一事实清晰地表阴，联盟政府各部门领导人参与叛乱的不仅是第一梯队，还有第二梯队。要知道，这不像后来的1993年10月事件那样，只是几名武夫挺而走险的密谋，而是不想垮台的整个国家体制的密谋。 于是，一种反常的又非常矛盾的现象自然而然地就产生了。戈尔巴乔夫任命的协助他领导国家的那些直接助手，正是打算推翻他的人…… 发动叛乱的机构，也就是原联盟体制的机构，连同它们的机制本身，在各级隶属和职能发挥方面，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而这种机制正是为使紧急状态制度运作起来面准备的。 但是，我认为，国内没有一个人想要它。我不能，也没有权力允许对俄罗斯安全产生新的威胁。 最后一次尝试 在召开苏联人民代表例行大会的前一天夜里，备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聚集在克里姆林宫，共商对代表大会的行动策略。在此之前，多数领导早巳形成一致意见：应当结束代表大会的使命，因为这个国家权力机关已经过时，并将成为历史。同时，大家也都明白，不经过斗争，代表大会是不会自动放弃其至高无上的权力的。 经过紧张的工作之后，商定了一份十国首脑共同声明，要求代表大会在通过苏联新宪法以前成立一个过渡时期的跨共和国的权力机构。代表大会也应该至此顺利结束自己的存在。如果这项提议获得通过，苏联宪法中一些最重要的条款将暂时中止生效，权力也将移交给共和国首脑会议。它由苏联总统和各加盟共和国领袖共同组成。 在起草这份文件的时候，戈尔巴乔夫一直采取妥协态度，未注重具体细节，与各共和国首脑保持了一致的立场。8月以后，他有了很大变化。随着各共和国一个接一个地宣布本国拥有主权，它们在苏维埃联盟中的政治位置也发生了急剧变化。苏联已成为过去，大家对此已明确无疑。在新的现实中只给戈尔巴乔夫留下一个角色，充当各奔前程的各共和国的联合者。 我们委托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向苏联人民代表宣读共和国首脑共同声明。应该说，共和国首脑会议的这些建议并不完全出乎与会代表的意料，他们似乎对这个脚本都有准备。不过，代表们还是相当狂妄地挺身而出，想保佳代表大会。讲坛上不时传出一串串激愤的言词，什么“背叛变节”啦，“阴谋”啦，还有“偷光了国家”啦，如此等等。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过去一听到有人在他面前说这类脏话，总是尽力克制自己。这一次，代表们的话把他彻底激怒了。他走上讲坛，威吓代表们说：如果代表大会不自行解散，那就把它遣散，这一瓢冷水浇熄了发言者的怒火，共和国首脑会议的声明也获得了通过。 接着，在新奥加廖沃开始了积极而紧张的工作。此时，戈尔巴乔夫几乎总是赶不上形势的变化，形势的发展始终比他快一拍。他所做出的让步，要是放在8月前，谁都会觉得不可思议。他同意把未来的联盟建成邦联式的国家。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仍保留了强有力的中央，以决定国防问题和一部分财政问题。另外。还留下了一位统一的总统，作为遵守条约的担保人，并代表主权国家联盟(这是苏联新名称的一种方案，缩写为ccr)与外国交往。在中央政府中还保留了总理职位。两院制的议会也应在莫斯科开展工作。 后来，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一个接一个地脱离新奥加廖沃程序，这对戈尔巴乔夫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先是波罗的海沿岸3国。说句实话，苏联总统对这3个国家并未寄予厚望。随后是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亚美尼亚、阿塞拜疆……而且连在10一11月间新奥加廖沃会议上的气氛，也跟叛乱之前有了天壤之别。如果说，过去绝大多数共和国首脑都不敢与苏联总统争辩，甚至有时指责我奉行“极端激进主义”，那么现在呢？他们已不让我启齿，自己直接向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开火”。 各共和国内都有两个积极的进程在齐头并进，即宣布国家独立和选举总统。所有共和国都想提高本国地位，希望成为联合国权力平等的成员国。 很明显，戈尔巴乔夫并未秉承哪个人的恶毒用心，而是他自己历史地走进了死胡同，撞上了南墙，再也没有出路。 悲剧终于在11月25日降临了。这一天，各共和国首脑在新奥加廖沃召开例行会议，戈尔巴乔夫通知报界说，与会者准备草签一份条约。实际上，条约并未打算草签，而且乌克兰领导人克拉夫丘克和阿塞拜疆领袖穆塔利博夫也末到会。按戈尔巴乔夫的解释，后者“是因为国内局势复杂而末出席新奥加廖沃会议”。 戈尔巴乔夫关于草签的声明迫使各共和国领导人对条约内容进行根本修改。主要是使剩余的权力从中央向各共和国转移。苏联总统起初想跟与会者好言相商，后来就变得越来越急躁，越来越激动。不管他说什么，就是没人听。各共和国领袖执拗地要求中央授予更大的独立权，已尝到自由甜头的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真是软硬不吃，使戈尔巴乔夫无能为力。每当戈尔巴乔夫试图坚持自己的某个提法时，我们就异口同声地否定他的提法。他再也忍不住了，从桌子后面跳起来，跑出了会议大厅。 恰在这时，在会议厅出现了一种沉重的、令人难堪的寂静，大家忽然恍然大悟：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这里聚会。新奥加廖沃会议的历史已经走到尽头，我们不能也不会再朝着这个方向走下去。必须寻求和探索一条新路。 从震惊和惶恐中恢复常态之后，大家开始小声地议论起来。谁都不需要一幕丑剧。楼下还有许多记者亚焦急地等待着会议的消息，他们期望这次会晤成为一个历史性的会议。我们心里都清楚，它不会成为历史性会议，但至少必须彬彬有礼。应该把“出走”的总统找回来，可谁也不愿意做这事。他们请我和舒什克维奇去戈尔巴乔夫那儿。我俩站起身来，走进总统办公室，对他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把会开下去吧，我们得一起找条出路。”看得出来，他正等待我们的到来，二话没说，就起身跟我们回到了大厅。会议继续进行。 我们通过了那份折衷的草案。但是谁都未在上面签名。这实质上是对新奥加廖沃文件的判决。官方的说法是这样的：条约将提交各共和国最高苏维埃讨论，在征得它们赞同后，再由备共和国首脑和苏联总统正式签署。 这次和过去几次会晤不同，我们谁都没有出席记者招待会。戈尔巴乔夫一个人出现在记者们面前，评述了刚刚结束的会议成果，并通告说，他希望12月20日将隆重签署新联盟条约。 但是，什么都瞒不过政治分析家的眼睛。就在第二天，几乎所有的报纸都载文对新奥加廖沃条约的前景作了悲观的分析。大家一目了然，是戈尔巴乔夫孤零零地一个人出席记者招待会，条约草案上又没有各共和国领导人的签字。况且，一个连国家首脑都不签名的条约草案，最高苏维埃又何必支持它呢…… 后来几天所发生的事件使形势变得更加严峻。12月1日，乌克兰举行全民公决，全国人民一致投票拥护本国独立。随后，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发表声明称：他的国家将不参加新奥加廖沃协议。这给戈尔巴乔夫试图拯救日趋瓦解的苏联而长期努力的历史画上了最后一个大句号。 应当寻找另外的出路。 总统日记 1991年12月8日 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的脸色表面上看起来挺平静，但毕竟掩饰不住他们那非常紧张、甚至非常亢奋的心情。看到这些，我不可能不明白，看来我们也许真得给乌克兰和自俄罗斯提供了以条约文本固定下来的与俄罗斯平起平坐的同等地位。永远“解放”它们了。 别洛韦日会谈是秘密进行的，为此甚至动用了特种部队来保卫整个官邸。正是由于这种绝密性，有时会发生意想不到的情况。例如，我们突然发觉官邸中没有静电复印视，为了得到文件副本，每次不得不通过两台并排放在一起的传真机来复制。真是谢天谢地，幸亏有这两台传真机。 我觉得舒什克维奇跟我有些不同，他把这次会谈想像得比较轻松，比较悠闲。他提议去打会儿猎，或是到树林中走一走。可是我们没时间散步，大家都像上足发条的时钟，分秒不停地在激动而兴奋的精神状态中工作着。 会谈的紧张程度随着分针的移动不断增强。我方参与文件起草工作的有布尔布利斯、沙赫赖、盖达尔、科济列夫和伊柳辛。我们在新的别洛韦日条约的构想和提法上下了很大功夫。显然我们必须当场签署所有这些协议，不能再耽搁了。 关于新国家的思想不是今天才诞生的，也不是在我的或舒什克维奇和克拉夫丘克的脑袋中形成的。请回想一下1917一1918年的情形：二月民主革命刚一爆发，各共和国就开始了分离过程，朝独立方向发展。在俄罗斯帝国的领土上宣告成立了若干个新的民族政府，其中就有在高加索和中亚的民族政府。而乌克兰却走在这一过程的最前列。布尔什维克驱使男人们拿起武器，镇压了所有民族起义。苏维埃用铁腕扼杀解放斗争，枪杀民族知识分子，取缔其他政党。 “主权”一词刚一在人民大众中间说起，历史的车轮便已重新开始启动。任何想阻止它前进的企图，都注定必败无疑。 苏维埃帝国已敲响最后一声丧钟。 我知道人们将指责我对戈尔巴乔夫实行报复，说这个单方面的协议只是使戈尔巴乔夫离开权力核心的一种手段，也知道这些责难从今往后将伴我度过整个一生。因此，我的抉择更是加倍困难，抛开政治责任不说，还得承担起道义上的责任。 在那里，在别洛韦日的树林里，一股无名的自由和轻松感突然袭人我的心头。对此，我至今仍记忆犹新。俄罗斯签署这个协议，也就选择了另外一条发展道路。问题并不在于数百年前被征服和吞并的那些部分相继脱离苏联帝国的怀抱。文化、生活、经济和政治的一体化迟早会发挥自己的作用，分离出去的这些部分反正还会留在共同合作的区域之内。重要的是俄罗斯走上了一条和平的、民主的、非帝国的发展道路。她选择了新的全球战略，摒弃了“半个世界统治者”的传统形象，不再与西方文明社会进行武装对峙，也不再充当解决民族问题的宪兵角色。 或许我不能彻底认清和领会展现在自己面前的整个前景的深远意义，但我从内心感觉到，必须愉快地采取重大决定。 我是否意识到不在莫斯科保留统一政府，我们就保不住统一国家呢？ 是的，我意识到了。但是，在那之前我早巳不把俄罗斯的命运与苏共中央、部长会议、人民代表大会、部长会议国家物资和技术供应委员会以及其他“历史地”形成的部门绑在一起，因为它们恰好是“历史地”始终对俄罗斯的命运满不在乎的机构。俄罗斯之所以使它们感兴趣，仅仅是因为俄罗斯一直向它们提供原料、劳动力和炮灰，一直在充当可以把别国、直至古巴吸引过来的主要的帝国“磁铁”。它们要把自己的秩序强加给全世界！ 当然，统一的帝国，乃是强大的、雄壮的、既令人恐惧又使人尊敬的力量。但是，又有哪个帝国能长盛不衰呢？在那之前，所有的帝国，不论是不列颠帝国，还是法兰西帝国，或者是葡萄牙帝国，都早巳土崩瓦解了。要知道，就在前不久美国还妄想控制许多国家，其中既有本大陆的国家，也有相邻大陆的国家，也同样未如愿以偿…… 总之，这不是一次“静悄悄的叛乱”，而是合法地改变现有的体制，改变苏联3个主要共和国之间的缔约条件。 我们修正和保留了几个国家在同一经济、政治和军事空间共存的思想，而且对这种共存做出了极其严格的规定。不过，我们抛开了联盟政府加上莫斯科控制一切的旧模式。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源自被叛乱者打断的新奥加廖沃进程的精神。 多国共存的思想是为了明显改变政治气候。我们没有硬拉着其他共和国签署新的文件，而是向它们表明，3个斯拉夫国家已经接通了联合的“线路”，但不给其他共和国长期踌躇和讨价还价的机会：愿意就跟我们联合，不愿意那是您的权利。 别洛韦日协定，正如我当时认为的那样，首先是为了大大提高正在瓦解的联盟的向心力，促进缔结条约的进程。 所以，当我今天听到有人说我们的行为是旨在搞垮联盟、并出其不意地毁灭它时，感到非常奇怪。我知道，这种无稽之谈很难消除，可仍想再一次强调：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在当时是能保留统一地缘政治空间的唯一机会。 我站在别洛韦日松林中，想起了第比利斯和巴库的悲剧，想起了维尔纽斯电视台被攻占的情形，想起了“阿蒙”特种部队在里加的挑衅行为。 这一切刚刚过去！而莫斯科又在8月上演了这些武装争斗的续集……难道我们还要跪在地上再次恭候新的悲剧吗？不，我绝不会允许这种悲剧重演。 从1990年开始，在苏联的广大疆域内就不断发生这种有致命危险的对抗，而戈尔巴乔夫却摇摆不走。民族自由只是在口头上得到了合法解决，甚至得到了欢迎。一些民族政党纷纷成立，也进行了选举。而实际上联盟仍企图把形势的主导权握在自己的手中，但那只手却在发抖……在第比利斯。“只不过”是清理广场而已，却死了9个人。在巴库，为制止早已停止的“屠杀”则动用了军队。 我相信，对所有这些行为，戈尔巴乔夫不可能不知沮。 据我看来，玩双重游戏、搞虚假折衷，是极不明智的政策。这种政策差点儿使国家陷于中央与各共和国之间的战争。真要是那样的话，一场震惊世界的大屠杀就必不可免了。 为了不再诱发新的叛乱。不再出现以武力改变现状的新图谋并使一触即发的形势稳定下来，必须改变我们相互关系的结构，改变我们相互关系的线条，如果从更大的政治范围来说，就是改变新的主权国家——俄罗斯和苏联的相互关系的结构和线条。 我坚信，俄罗斯必须抛弃自己的帝国使命，但为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奉行更有力、更强硬、甚至在某个阶段使用武力的政策，以便最终保任自己的地位和自己的权威，把改革进行下去。 我也坚信，戈尔巴乔夫的道德和意志资源虽已山穷水尽，但仍有再次被恶势力利用的可能性。 所以，我出现在别洛韦日树林。我的决心就是这样定下来的。 ★ ★ ★ 所有文件基本上准备好之后，我们决定与纳扎尔巴耶夫取得联系，以便请他——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与我们一起充当联合体的创始人。谁知此时纳扎尔巴耶夫恰好正坐在飞柱莫斯科的飞机上。让他的飞机掉头、直接飞到我们这儿来，这倒是个很有诱惑力的好主意。于是，我们开始设法与他的飞机联络。忙了半天才弄清楚，他的飞机没有可以与我们直接联络的通讯系统。当时我们试图通过弗努科沃机场的调度塔来做这件事。这是比较现实的一个方案，纳扎尔巴耶夫可以在飞行员的驾驶舱内跟我们通话，并使飞机改航我们这个方向。但很快便得知，苏联民航部领导禁止机场调度人员向我们提供无线电通讯服务。看来只好坐等纳扎尔巴耶夫的到来。 后来，纳扎尔巴耶夫从弗努科沃机场给我们打来一个电话，我们3人都跟他在电话上进行了交谈。我给他读了准备签署的文件。“我支持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主张。”纳扎尔巴耶夫说，“请等一等，我很快就飞到你们那儿去。” 然而，那一天我们并未等到纳扎尔巴耶夫。在我们通话后不大一会儿，他的一位秘书就给我打来电话，说哈萨克斯坦总统不能来了。 原来，当戈尔巴乔夫从纳扎尔巴耶夫处得知他准备到我们这儿来时，就鼓动三寸不烂之舌，施加各种影响，想劝阻他的自俄罗斯之行。 若纳扎尔巴耶夫即使以观察员身份，参加我们的会晤，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比较重要的。但他却作了另外的决定。我想，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不好枢绝戈尔巴乔夫的请求。在这几个小时内，纳扎尔巴耶夫需要对他的共和国——哈萨克斯坦所处的欧亚交叉地位作出估价。是的，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有很长的共同边界，也有诸多共同的联系和利益。但是，对哈萨克斯坦来说，更主要的是中亚地区，这里有它的邻国。它们在血缘上、精神上都是兄弟。应该说，这是纳扎尔巴耶夫独自作出的决定。 纳扎尔巴耶夫不来了，于是我们3人以自己的签名确认了这份历史性的别洛韦日协定。 读者可能会说：“要摆脱现有的困境，还有一种可能，还有一条出路呀！” 是的，对于这条“出路”我也不能不说一说。 力图合法地取代戈尔巴乔夫的位置，成为联盟首脑，重新开始他那种“自上面下”的改革，走那条戈尔巴乔夫因众叛亲离而末走成的道路，逐步地、有计划地拆除帝国这架庞大的机器，就像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想做得那样。 而且，也有达此目的的机会。 争取全民选举苏联总统，使俄罗斯议会成为正在瓦解的苏联议会的法定继承人，说服戈尔巴乔夫把权力移交给我，让我临时履行总统职权。 如此等等。 但是，这条路对于我来说是行不通的。我从心理上感到不能取代戈尔巴乔夫的位置，就像他不能取代我的位置一样。 夜间絮语 我非常喜欢凉水，甚至可以说非常喜欢冰凉的水，经常在海滨浴场连个人影都没有的深秋，到海里去游泳。我喜欢清澈洁净的林中小溯和泉水汇成的小河。我很耐冷，即使在很冷的水里，双脚也不会抽筋，要是水热的话。反倒喘不过气来。 洗完热水澡后跳冰窟窿，特别有益于身体健康。洗热水澡也是我的一大嗜好，只不过不是芬兰浴，而是俄罗斯浴。从童年时代，父亲就使我养成了这种锻炼习惯，每当精疲力乏的时候，就进入潮湿的浴室，张开所有的汗毛孔，静静地等待那种冰凉的满足。 总的看来，我属于那种人们相当熟悉的俄罗斯人：平常特别重视自己能战胜某种东西的体力和能力，爱做深呼吸(一定是新鲜空气)，给自己压担子直到精疲力竭为止。 这些都跟我的童年密切相关(一个男孩儿在那时候学的东西是非常牢靠、非常持久的)，而童年又跟农村、体力负担和劳动联在一起。在那里，谁不长力气，谁就得完蛋。万幸的是，我一生下来，就很结实，很有力气。做个身强力壮的人，乃是胜利者的必要愿望。应该说，这种身体素质使我终生受益匪浅。我这一生当中碰上过不少各种各样的令人不愉决的意外事件…… 是啊，关于事故的确是个特殊的话题，例如，我就有过这么一回事。一次，医生给我动手术切除一截肠子。早晨，我刚刚从麻醉状态苏醒过来，就想去厕所。只要我按一下电钮，就能把护士小姐叫来。但却不好意思，有点羞于启齿。医生曾说过，我至少要一动不动地躺一个星期。我起床刚走几步，一下予就摔倒在地上。床旁边有两个电钮，一个在上，一个在下。我艰难地朝那个较低的电钮爬去。双眼已模糊不清，意识也正离我面去，但我提醒自己，电钮就在前边，一定得按晌它，一定……一定……最后终于按下了电钮。我拼尽了最后一丝力气，几乎差点断气儿，但还是做到了。 后来，我躺在地上，手脚都不能动弹了。那次手术后，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才渐渐康复。起初连路都不能走，一动就气喘吁吁。到后来就没什么啦，又重新开始了体育锻炼。 体育锻炼不止一次地救过我的命，更不用说在我年轻时它就给我装满了一生所需的“弹药”。 当然，有时我也拿身体冒险，因为我对自己的身体器官非常信任，偶尔也就不特别吝惜。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工作时，我患了耳炎。是中耳炎。任何一个小伙子都知道，在炎疲未消失之前，就必须老老实实地坐在暖乎乎的屋里。而我却决定去北乌拉尔斯克出差，那里可是冰天雪地，狂风怒号。出差就是出差，不光是坐汽车，还得四处看看，跟人交谈，有时候会不知不觉地卷入一件事而忘掉一切。……我还进过露天采掘场，那里的风很大，结果我累垮了，得了感冒。我一回来，就直接上了手术台。就是这次疏忽，影响了后来的身体健康，损害了耳道的前庭器官，而这不是一个月就能痊愈的。 我最后一次打排球是1986年在皮聪达，是一场拉了网子的正式比赛。打完球后，我的腰椎突然痛起来，而且疼得很厉害。那里离莫斯科很远，当地的医生又柬手无策。当时，人们不知从哪儿找来了一位女按摩师。她是一位民医，从外表上看起来像个文弱女性，但双手却很有劲。女按摩师熟知人的每块骨头，在她给我按摩时，我感到一阵阵酸疼，有时竞忍不住喊出声来，可她却真的治好了我的病。 然而，我终于在西班牙做了一次手术。 有一次，我应邀去西班牙的一个小城市出席政治研讨会，从那里到巴塞罗那，必须乘坐一种6座小飞机。 在起飞前，我拍拍飞行员的肩膀，开玩笑说：“喂，怎么样，今天我们会不会咕咚一声摔下来？”飞行员笑了起来，他们每天都飞这条航线，从来没听过这种话。我跟苏哈诺夫坐在机尾最后一排座位上。那次，我们还没飞完路程的一半，飞机上好像突然发生了什么事……便掉头往回飞去。飞机一会儿左倾，一会儿右斜，飞行员试着用手动操纵杆控制飞机，却徒劳无益，自费气力，飞机仍剧烈摇摆着。有的人吓得面色苍白，有的人觉得非常难受。而我，在这种时刻不管心里多么奇怪，照旧谈笑风生。我对苏哈诺夫说：“瞧！现在谁也没有特权，大家条件平等，都没有降落伞！我们将同样地绰下去，不分当官的当兵的……”机身下方是一片山岭，飞行员怎么也找不到可降落的一小块平地。飞机在空中画着大国，一圈、又一困，就像一架滑翔机……飞机越转越低，越转越低，气流使它颠簸得更厉害。飞行员朝四面八方打量了一番，问道：“我们怎么办？”我们发现了一条小河，就喊起来：“快！朝河面降落！在飞机入水之前我们可以跳出去！”对我们来说，这已是万幸的事了。 我们终于飞临机场，飞行员开始驾机降落。但是，婉转点儿说，我们又遇上了一个新的麻烦：起落架降不下来，着陆时根本不起作用。于是，飞机在接地的一刹那，发出轰隆一声巨响，一下子栽倒在跑道上。 这下真够人受的。我的脊棱不知被什么撞了一下，疼得厉害。简直是难以忍受！后来才知道，是一个圆盘砸在我的第三和第四腰椎之间。我们改乘另一架飞机飞往巴塞罗那。这回又倒了大霉：飞机钻进了雷雨层。到巴塞罗那后，我的伤势进一步恶化，觉得整个下半身都麻木了。也不能动弹。人们把我拾进一家医院。真是碰巧了，我从天上直接掉到了世界最出色的神经外科专家手中！这家医院的医生约瑟夫·刘韦特教授，是个极好的人，也是个才华横溢的外科专家。而且医院很有特色，是个合作式医院。周围的居民资助这家医院，而资助者来这儿看病可以按一定的折扣收费。医院秩序井然，整洁卫生，所有人员都受过严格训练，每位护士小姐都有一台计算机。 夜间，所有的人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所有的化验室也都工作。他们绘我透视拍片，验血……在30—40分钟内，便完成了全部检查。外科专家对我说：“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立即手术，否则就会瘫痪。您飞不到莫斯科，双腿肯定得完全瘫痪，以后再也不能康复。”院方给我5分钟的考虑时间，我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只问了医生一句话：“我得在这儿躺多长时间？”他很有把握地回答：“手术需3个小时，因为这是难度较大的复杂手术，要在显微镜下做。过一昼夜之后，等全身麻醉的劲儿过去，您就能从病床上站起来。”我说：“明白了，请做吧！”我虽然不完全明白，在动过这样的手术后到底得躺多久，但是我却知道我能坚持多久。 手术确实做了大约3个小时。 我躺在一个单人病房里。这里总共有400个病房，都是一人一间，全都一样，没有什么“待护”、“半特护”之分。我躺了一天，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医生就来了，他叫我站起来。我一起身，就疼得出了一身大汗。我以为他们会给我副拐杖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哪知根本没什么拐杖。只说请您站起来往前走。我悯然若失，莫名其妙，心想，腰上割了个大口子，刀口还没愈合呢！直到现在，这条沿脊椎走向的缝合线还清晰地留在我身上。很难说清他们的作法和医术技艺与我们有什么不同，但最大的区别是：我们国内在动过这样的手术后是让病人静躺6个月，而这里却让病人站起来走动。 我汗流夹背地站起身，走了几步。当然，医生在旁边保护着我，免得意外摔倒。我终于走到墙跟前，一切都很顺利。还拍了电视片。医生告诉我。让我今天就是来回走一趟，再躺一会儿。就这样，他们强迫我走了3趟，后来再走就不害怕了。 我永远感激这里的所有人——护理员、医生、我的外科专家，还有曾来医院看望过我的卡泰隆行政长官，当然，我指的并不是他一个人，有许多素不相识的人来看过我，并给我带来了别人转交的东西。从哪儿给我转交这么多的东西？ 医生说：“再过一个月，您就可以再打网球啦！不过，请您给我拍封电报，告诉我赢了几分。” 术后第5天，我就飞回了莫斯科。开始是慢慢地、小心翼翼地走，刀口仍时常作痛，但后来就疼得越来越轻。当我重新汀网球时，我真的给医生拍去了电报，后来还不止一次地与他通过电话，再后来我们还见过面…… 瞧，不幸和万幸就这样轮流着找上我，就像一会儿是开水，一会儿是冰水一样。 这也是一种锻炼…… 告别戈尔巴乔夫 作为“让位”的代价，戈尔巴乔夫所提要求的清单很长，足有满满几大张纸，但实际上全是些物质要求。如相当于总统最后一个月工资的退休金，总统住房，别墅，他自己和妻子的汽车，但主要的是基金会。还有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大楼、原来的社会科学院、交通工具、设备以及警卫队。 戈尔巴乔夫打这种算盘的心理是很明显的：您不是很想避开我吗，那好吧，请慷慨解囊吧。但我极力克制佐自己，用很坚决的语气对他说，我一定把这个问题提交共和国首脑会议研究。 在共和国首脑会议上，许多人都赞成完全剥夺前总统的一切特权，只保留我们一个普通退休者应享受的待遇。我却建议为适时退隐的国家首脑开创一个先例，只是不要闹事。于是，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所有要求，除了特别过分的之外，几乎都得到了满足。 12月24日，我与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见面。会见在他的办公室举行，这是我最后一次进见苏联总统。 这是一次艰难的、长时间的谈话。一直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后来连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和戈尔巴乔夫的助手沙赫纳扎罗夫也加入了会谈。当然，戈尔巴乔夫知道情况的结局如何，这一切对于他并不意外，早已仔细做好了“让位”的准备。 我从明斯克签署别洛韦日文件刚一回来，就驱车去找戈尔巴乔夫谈话，并第一次提出让他辞职的问题。我说：“联盟已不复存在，这难道您真的不明白？也没有回头路。因此必须找出一条摆脱绝境的出路。我们已经找到了，相信其他共和国也会支持它。” 果真如此。几天以后，纳扎尔巴耶夫和其他中亚共和国领导人就通报我们，说他们支持别洛韦曰文件。这样一来，除了波罗的海国家和格鲁吉亚，当时是加姆萨胡尔季阿在那儿，其他所有共和国都准备加入独联体。11个独立国家的联合体就这样成立了。我们认为。第一阶段不需要建立任何协调机构，但每个月必须召开一次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解决不断发生的问题…… 戈尔巴乔夫离开总统职位以后，我曾到他在柯西金大街的工作任地去过。这是一座博物馆，而不是住宅，反正都是公家财产。 我拒绝搬人那里。 ★ ★ ★ 我们最后这次终结性的会谈因涉及到“核按钮”的移交程序，在新闻界引起了极大关注。 现在，人们多少都知道。这并不是什么“按钮”，而是一只小提箱。它由两名专职军官保卫。这两名军官在战争开始时协助总统拨动所需的密码，使核力量充分做好反击敌人的战斗准备。 原苏联核力量有一个时候不属于俄罗斯指挥，而是归独联体武装力量首脑沙波什尼科夫元帅领导。现在这个机构不存在了，俄罗斯核力量已由格拉乔夫监督。是的，这支力量是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根据第二阶段削减进攻性武器条约重新部署了我们的火箭。 然而，携带小提箱——“核按钮”——的两名军官仍在昼夜值班、一天24小时都跟总统在一起。不管到哪儿出差，不管在地球哪个角落、他们永远在我左右。 我忘不了戈尔巴乔夫把自己的秘密档案资料移交给我的情景。 他交给我一大堆文件夹，并对我说：“这是总书记的档案资料，请保管好，现在这些都归您了！” 当时我回答说，在档案专家未把它们全部整理好之前，我决不动那堆纸。我知道，档案中的材料绝不是什么战略秘密，但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却是非常有意义的重要资料。例如，被镇压的一些作家写给斯大林的信，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政治生涯中未公开披露的事件，还有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和阿富汗战争的历史资料，等等。 顺便提一下，几个月后，正是在这堆档案里找到了最著名的秘密协定——莫洛托夫—里宾持洛甫公约的全部原稿。在一些约两米长的地图上签着斯大林和里宾特洛甫的名字：斯大林用的是红铅笔，丽里宾特洛甫用的则是蓝铅笔，从图上完全可以看出他们是如何“修正”边界的。一个人改了这儿，另一个人改了那儿……下方是他们写得挺大的签名。另外还找到10份秘密协定，从中绝对可以看清希特勒与斯大林之间的肮脏交易。 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亚·尼·雅科夫列夫曾被指定担任莫洛托夫一里宾特洛甫公约法律鉴定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只找到了这些文件的副本，而且不是全部，其中3份根本就没有。 雅科夫列夫请求戈尔巴乔夫协助寻找文件，戈尔巴乔夫说，它们在50年代都被销毁了。现在弄清楚了，装有文件原稿的档案袋是被戈尔巴乔夫秘书处领导人博尔金发现的。毫无疑问，博尔金曾向自己的顶头上司报告过，说他已发现全世界历史学家都在寻找的文件。 当我接到这些文件被发现的通知后，立即给雅科夫列夫打电话：“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文件找到了。”我首先听到的是他那非常高兴的语调：“终于找到啦！我一直相信这一点！”不过，他接着又气乎乎地补充了几句话，至于具体内容，我不准备在这里重复了。 ★ ★ ★ 搬入克里姆林富的想法，对于我周围的许多人来说，都是相当意外的。显然。我们所保卫的白宫，将永远成为俄罗斯的国家标志。 况且，我们把俄罗斯总统官邸迁入克里姆林宫，不仅给报界提供了沥毁新政权具有超级大国遗传性的口实，而且给最高苏维埃提供了一个可以充分展开活动的独立空间和进攻基地。尽管我可以坦率地说。当时我根本未想到最高苏维埃会成为哈斯布拉托夫的工具。 那时还响起一片这样的呼声，即应当把克里姆林宫变为历史文化保护对象。 但是，在权衡利弊之后，我还是同意了迁入克里姆林宫的决定。应该说，这项决定具有极为重大的战略性质。要知道。克里姆林宫不仅是艺术瑰宝，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国家工程，在这里，我没有泄露任何秘密。可以说，国家的整个国防、战役指挥系统都与克里姆林宫联系在一起，世界各地的密码电报也都发往这里，这里还有极其严密的保安体系。 现在我看到，克里姆林宫的技术、总务和其他保障，末发生过任何错误。 这在政治上也有其重要性。从我1991年9月“著名”的索契休假开始(那时有人骂我，说我末战胜叛乱分子就去睡大觉)，我就试图理解刚刚发生的一切。我感觉到，我们的历史的确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但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时代，谁也不了解。不过，我明白，今后将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困苦和艰难时期，其间既有高潮，又有低潮。对于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人们来说，政治上发生了新的剧变。我能说的只有一句话：这种转变就其急剧程度而论，是前所末见的。 克里姆林宫也成了这一转变的标志。如果深刻点儿说，那就是为了把某人从克里姆林宫赶出去，至少需要一个新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克里姆林宫是现行政治路线稳定持久的象征，如果这条路线就是改革，那么，改革便将成为我的国家路线。这就是我要通过这个举动(指搬入克里姆林宫)对自己的政敌说的话。 在搬迁前一个星期，我们就预先通知了戈尔巴乔夫和他的班子。这个期限足够他们收拾文件了。 但是，像往常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办事人员之间的磨擦是不可避免的。对此，我向来心平气和地作出处理。我既不想把戈尔巴乔夫及其一班人马“撵出”克里姆林宫，也不打算让他收拾一个月。时间拖得越久越伤心，此乃生活中的常事。 但是，这件常事却变得很不寻常。因为我不喜欢报界痘染的传闻，说我们把前任总书记的东西扔出了克里姆林富，更不喜欢某些与我们的历史使命不太相称的皮毛小事。当然，“搬出去的人”并没拧掉门上的把手，但却拉走了家具，甚至连代表统治权的插在墨水盒里的金羽毛笔也被拿走了…… 唉，这大概是依照我们的惯例吧…… 闲暇余话 1991年9月，我在索契休假，尽管外表上极力做出一副轻松的样子，但实际上仍处在相当紧张的状态，眼前所发生的各种事件多么出人意料。 国内事态进一步发展的基本线条我是很清楚的：各共和国的新条约进程到了何种阶段？戈尔巴乔夫如何通过新的任命对官员进行更选？但在此背景下，主要的是使自己周围的人确定方向，进行某种突击，大大加快俄罗斯政府的转向，启用其他关键人物。 我不满意部长会议的工作班子。但主要是我已明白，像伊万·斯捷潘诺维奇·西拉耶夫这样的人已不能继续留在这个岗位上，尽管我还是十分尊重他的。可能已经到了应该启用有自己的构想、有自己的班子的经济学家的时候了，也到了不仅在政治范畴，而且在经济领域采取最坚决行动的时候丁。 早在1990年春召开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有一次我们曾试图选出一位总理，一位有自己构想的知识分子：博恰罗夫、雷若夫…。。·也提到了沙塔林、亚辛、亚夫林斯基，但当时未能如愿以偿。如果现在俄罗斯还不产生自己的经济改革的建筑师，就将犯战略性的错误。 我也明白，立即决定这个人担任政府首脑职务是办不到的，只好先给个副总理、经济部部长，以及诸如此类的角色。于是，我的办公桌上再次堆满各种各样的构想和计划。 我为什么会选中盖达尔呢？这与选拔许多其他关键人物不同，选择主要的“经济舵手”既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视别人的意见行事。我必须深思熟虑地去做。 匆庸讳言，有过“别人的意见”，布尔布利斯就是盖达尔的靠山，在这种情况下正如世人所言，盖达尔是“他的人”。不过，我想请读者清楚地意识到：这么重大的任命不可能没人推荐就能决定。总统此时肯定从有人推荐的一长列候选人中挑选…… 盖达尔首先以其坚定的信念使人大吃一惊。再说，这不是一个无赖之徒的信念，也不是一个强壮而精力充沛者(在我周围有许多这样的人)的信念。不，不是，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信念，使人一眼就可以看出，盖达尔不是那种所谓的“粗汉子”，而是个独立性很强的人，他具有内在的而不是装装样子的强烈的自尊心。也就是说，他是位与糊涂的行政官僚不同的知识分子，他不会隐瞒自己的怀疑、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弱点，但同时会在捍卫原则的路上走到底，因为这不是“共产党说‘必须’、共青团回答‘是”’的年代，这是他自己深思熟虑和呕心沥血所形成的原则与思想。 可以看得出来，他不会耍滑头，这对我来说，也是异常重要的一点，要知道，“休克疗法”的责任最终还是由总统承担。因此，使人们对我不仅毫不隐瞒，而且也不打算隐瞒，这同样是至关重要的。 盖达尔善于直截了当地说话，这也起了很大作用。因为他迟早反正会与论敌对话。而不是我。盖达尔未把自己的构想简单化，而是实实在在地说明事态的复杂性。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试图做到这一点，但盖达尔的论据最使人信服。他善于用自己的思想感染人，使交谈者逐渐看清那条值得一走的道路。 最后，还有两个决定性因素，即盖达尔的科学构想恰好与我想尽快走完这段痛苦路程的决心相吻合。我不能再让人们等待，让主要事件和主要进程年复一年地延长。于是，我一下子下定决心：必须走这条路！ 盖达尔示意说，他有一个很年轻的由备方面专家组成的全套班子。这不单是一群鉴定家，恰恰还是一支很有个性的人组成的队伍。他们独立性强，极想干一番事业，从不和稀泥。我知道，除了饱经世故的苏联生意人。还必须把这么一伙“毛头小伙子”，请原谅我这么说，引进俄罗斯生意圈。我很想跟他们一起在实践中尝试尝试，看看他们的身手。 简而言之，把“另一种类型”的人放在这个岗位上一试高低，是非常诱人的。毫无疑问，在那之前国内最有声望的经济学家是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不过，他已为捍卫自己的纲领而疲惫不堪，已得了某种疲劳反应症。此外，单从心理上讲，也很难再次回到即便是经过修订的同一个“500天计划”及其制定者一边。 ……总之，清晰地说明自己的选择并不那么简单。最主要的是我对这种选择至今并不后悔。要知道，姓名的魔力不可能不对我产生影响。阿尔卡季·盖达尔，苏联有整整几代儿童与这个名字一起长大成人，其中也包括我，还包括我的几个女儿。 叶戈尔。盖达尔正是作家的孙子……因而，我也信任叶戈尔。季姆罗维奇身上那种天生的、遗传的才能。 ★ ★ ★ 我认为，在动乱过后，我们错过了一个最主要的机会，这当然是指从根本上改变议会体制的机会。说实话，目前有时还会不知不觉地产生一种念头：那时社会是否已准备好推举出另外的“优秀”代表？ 答案不论是肯定还是否定，但解散代表大会和确定新选举(也许还提出过新国家的宪法问题)的思想当时在社会上已有酝酿。不过，我们却未加以利用。 但是，民主派报刊认为我有罪的主要理由并不在此。主要罪状是我保留了国家安全体制，末颁布一条能使国家机关中的原苏共中央委员会、州党委会(有些人还提到区党委会)的工作人员自动停职的命令。 我正是在这一点上有些疑虑。 摧毁一切的情绪当时在社会上是相当明确的。我就曾亲眼看到一伙人，他们聚集在苏共中央大楼前面，而且已开始砸大楼的窗户…… 我的眼前出现一片10月的幻影——屠杀、骚乱、抢劫、无休无止的群众集会、无政府状态，而那场伟大的革命就是伴随着它们而开始的。当时，只要做一个手势，签一个名字，1991年8月就能变成1917年10月。可是我没有这么做，而且至今对此也不感到遗憾。 70年来把人分成“清白的人”和“不清白的人”。已使我们疲惫不堪了。 除此之外，我还看到了赫鲁晓夫一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社会与新俄罗斯之间的继承性：按布尔什维克的方式摧毁一切，破坏一切，顺便重复一句，这些根本没列入我的计划。我一方面把一批年轻的、果敢胆大的新人纳为政府成员，同时也认为可以在国家工作中启用一批斯科科夫式的有经验的执行者、组织者和领导者。斯科科夫是莫斯科一家大国防工厂的厂长，是一个既聪明又能干的人…… 我的这种态度错了吗？有可能。不过，时间证朗。装扮成民主派的“上级任命的干部”(尽管他们带来极大危害，但一般说来，民主派通常不善于做工作)并不是主要危险。主要危险来自“最密切的战友”，来自被“议会浪潮”报出来的并迅速爱上极力及其标志的新领袖们。 ★ ★ ★ 现在，在重读这本笔记时，我总想给它补写点什么。 是的，有可能是我错了，不该把经济战线选为主攻方向，在国家制度上为没完没了的妥协和政治游戏留下余地。我未解散代表大会，保留了各级苏维埃，并下意识地继续把最高苏维埃看作立法机关，认为它正为改革制定法律依据，却未察觉“代表大会”这一概念内容本身是越权代行的。 代表们意外地想起了自己全部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开始了无休止的讨价还价。当然，这种无休止的交易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不过，我觉得，盖达尔提出的痛苦措施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新的社会动荡。 其实，得不到政治支撑的盖达尔的改革，是没有依托的……于是，法律不充分通过、决议含糊不清的时代来临了。 正是这个时代，最终把国家领进了1993年10月。 ★ ★ ★ 从旁观者看，可能觉得总统一忽儿把一些人放弃了，一忽几又不知从哪儿弄来另一些人…… 实际上，国家“头号人物”周围的人不可能不更换。在一个稳定的社会中，国家机关、议会、新闻界和法院都确切地知道自己的职权，都在业已形成的关系体系中工作，那是另一回事。而我们这儿的情况如何呢？以布尔布利斯为例。 一开始我猜想，他的社会“面貌”和公开“身份”对担负某些职责并不重要(当时还曾提出副总统职位问题)。 再重复一遍，我虽然了解这些原委，但是，报界、人民代表、政治家的反应是如此完全一致，却真的未预料到。让根纳季·爱德华多维奇“出风头”不合身份，他当国务秘书，这可是个战略性职位，却又是一个不出头露面的参谋人员。可是，他却成为一个如此异口同声的不能接受的人物。 一时间，诸如“他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当过马克思主义教员”、“乡巴佬”、“一个不够味的红衣主教”等流言飞语不绝于耳。尼吉塔·米哈尔科夫导演找到布尔布利斯年轻时的研究生论文的复印件，在电视屏幕上一边摇晃一边说，请看看，统治我们的是什么人物！ 一方面，人们敢骂政府，甚至向最高长官说出自己不能接受的人物，这种情况是正常的，是好的。而另一方面，发动中伤人的活动，仅仅是因为他的外表不受人喜欢吗？要知道，没人能客观地评价根纳季·爱德华多维奇的工作，只是根据他的外表和言行来推断。也许，这不是偶然的，即国务秘书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他不再对形势作出相符的反映。 这就是问题的另一个侧面。 现在，人们都热衷于搞政治，当然，整个世界都是如此，不过在我们这儿特别狂热。可我们的政治家根本没有职业道德，没有政治品行传统。因此，经常发生主要不是看业务素质而是看人定好恶的现象。要知道，在新的情况下，即在拥有高度权力的情况下，一位职位很高的人可以出人意料地表现自我，而且完全是按另一种方式来表现。 我认为，班子变化还有第3条主要原因：在西方那种政治生活中(我们就以美国为例吧，一位新总统上台，就带来一批新人)。人被安置在准备好的位置上：对于几乎几个世纪形成的优先权人人皆知，程序也是现成的，“请坐，开始工作吧！”因为民主党人得把执行机关的相当一部分职位留给共和党人继承，或者相反，这并不是什么秘密。但在我们这个国度却完全是另一种情况。 不过，我末说我们必须从零开始，所有能够利用的我们都利用了。摧毁这么一个大国的整个国家管理机器是一条招致灭亡的道路。因此，凡是能安排有经验的“旧”执行者的部门，我们都安排了。当然，有时人们也会犯错误。 鲁茨科伊三番五次地把斯捷尔利戈夫将军强拉来做自己的副手。这不是荒诞绝伦吗？还有人公开提倡军事独裁，自然是他个人的军事独裁，而不是别的什么人的军事独裁，这样的人，竟然也会成为国家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这样的错误，犯了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 而在那时候，总统究竟于什么，副总统究竟干什么。俄罗斯宪法法院该是什么样子的，可以说，完全是“空白点”。那么，这个该怎么做，而那个又该怎么做呢？我们经常需要分析外国实践带给我们的启示。但同时又不能不明白：国外是一回事(也各不相同)，而在我们这儿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依据的不应是从某国就是这么做出发，而是从自身的经验出发。而我们却没有这种经验。 结果产生了一些华丽不实的机构，起了一堆美妙动听的名称，内里却空空如也，一无所有。 还有其他一些相当重要的原因：时局发展迅速，政治环境变幻莫测，近几年任何一个大国都未经历过如此之多的动荡。这也迫使我们不得不更换“渡河的马”，这对我个人来说，无疑是极其痛苦的过程。 但是，正如我说过的那样，主要的不在这方面，我并不渴求走马换将，而是政权——崭新条件下的政极性质本身需要这样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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