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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了黄埔岛，别了军校，别了战友和同学。1925年8月，广州正是炎热的夏季，徐向前和白龙亭、孔兆林几位老乡，登上了广州北上的列车。 一年以前，他们从上海乘轮船刚到广州，一切都陌生。人生地不熟，言语不通，还有一年四季的小蚊子咬人，几乎把他们这些北方佬吓跑。黄埔岛的新生活，征战中的枪炮声，改变不了他们的习惯，总是希望走向北方。但今天要离开了，他们却又依依不舍。广州是革命军的发源地，是他们走向革命的起点。 徐向前和几位老乡，要求去河南国民二军工作。临走前一天，校长蒋介石亲自召见了他们。在校长办公室，他照例先问被召见者的姓名、年龄、哪里人，问他们去国民二军工作怎么想的。徐向前还是那脾气，话不多；白龙亭倒是滔滔不绝，对答如流，使蒋介石笑口常开。蒋介石说：“你们生命都属黄埔，你们都是我最好的学生，我是舍不得你们走的。你们既然愿意去那儿，那也很好。希望你们发扬黄埔精神，多为黄埔军校送来好学生……”都是冠冕堂皇的话。其实，蒋介石从孙中山逝世以后，已把自己封为“大元帅”了，正想插手冯玉祥的部队。徐向前等人要求去国民二军工作，正中蒋介石的下怀。这是徐向前后来才觉悟到的。他在《历史的回顾》中写道： “蒋介石视军如命，历来是注意抓军权的。他野心勃勃，不仅要控制黄埔和国民革命军，还想‘改造’冯玉祥部……我们当时识别不出来。批准我们去北方工作，心里是高兴的。” 在直奉战争中，直系将领冯玉祥倒戈发动政变，推翻了曹锟、吴佩孚的北京政府后，与胡景翼、孙岳定等，将他们手下的部队改称为国民军一、二、三军。冯玉祥任总司令兼一军军长； 胡景翼任副司令兼二军军长，不久病死，军长由岳维峻接任； 孙岳任副司令兼三军军长。当时，国民二军正驻在河南安阳。 徐向前和白龙亭、孔兆林来到国民二军，因是从黄埔军校来的，备受欢迎。徐向前当即被分配到第六混成旅教导营任教官，其他同学也分配下去。从此几个老乡就分手了。 特别要写一笔的是，徐向前到混成旅第三天，军长岳维峻视察来了。这位新从二师师长提升的军座，官气十足，护兵八名。小人物都不得接近。徐向前远远向他敬个礼，他还礼手都没举过肩。嗯嗯哈哈只和旅长讲话，似乎没把这位来自黄埔的小教官放在记忆里。谁料六年以后，这位岳军长，成了徐向前手下的一名战俘。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一踏进国民二军军营，徐向前就感觉异常。这个军营和黄埔岛上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黄埔岛歌声嘹亮，同志友爱，这儿死气沉沉，随时都听到叫骂声；黄埔岛不准抽烟、不喝酒，这儿军官和士兵，整天埋在烟雾中，醉在饭桌旁、宿舍里。夜晚，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嘻嘻笑笑钻进军官们的住房。 徐向前的职务是教官，教导营却没有他的训练课目。军队没有固定的军饷，靠各营连自己筹钱，军官吃空名子，小兵抢老百姓的东西。表面上这支国民二军打着青天白日旗帜，号称革命军，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北洋军阀部队的习气、作风根本未变。第六混成旅旅长弓福魁，是个山西人，很讲义气，对徐向前这位黄埔出来的老乡，倒也有几分尊敬。不久，徐向前被调为旅部参谋；之后，又升任为第二团团副。徐向前开始挺高兴，谁想团副这个职务有名无实，没有指挥权，不参不谋，等于吃闲饭的。徐向前深感不安。 闲得无事，一天徐向前跑到安阳中学，和教员罗任一相识了。这位日本留学生、共产党员，交结上徐向前这位来自黄浦的人，甚是高兴。徐向前也觉得和他一见如故。先是在学校交谈，尔后请徐向前去他家里。他们还一块去参加声援“五卅”运动的群众大会，听上海来的青年学生演说。徐向前还到六河沟煤矿工人中活动。他没忘记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交给的任务，熟悉了工人，认识了有志青年，就向他们宣传黄埔军校，宣传三民主义、国民革命的道理。三个多月内，先后动员和介绍了十几名青年去广东投考黄埔军校。 军阀争雄，此起彼伏。1925年10月，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联合被推翻的吴佩孚，向冯玉祥进攻。 浙江督办孙传芳发动五省联军讨伐张作霖，并和冯玉祥约定： 徐州以南由孙部攻打；徐州以北由冯玉祥攻打。这样，冯玉祥的国民二军就开始了北上。徐向前跟随着队伍，从河南到鲁西，到济宁、泰安。二军军长岳维峻野心勃勃，又兵分两路，一路征战、烧杀北进山东和山西。不到半年的光景，国民二军彻底失败了。部队失去指挥，四散溃逃。在河北平原，徐向前和几位山西老乡，趁机转向了五台县。他宁肯回家种地、教书，再不愿意做军阀混战的工具了。 寒冷的冬夜，五台县境内的滹论河已结了冰，永安村的人家都正入睡。徐向前一身便装，潜进村口，摸到家门。他从考黄埔军校离家至今，已快两年。两年中他只给父母写过两封信，也不知为什么只收到过一次回信。那信上说父母都还好，只是妻子朱香蝉病死，留下一岁多的小女儿松枝，靠爷爷奶奶抚养。徐向前小心翼翼拍开门，老母亲一见儿子，突然放声哭泣说：“我的儿子，你可回来了！” “大大（父亲）呢？”徐向前问母亲。 “又出门教书去了。”母亲边哭边说，“去年欠收，几口人要吃要喝，全靠你大大呀！”说罢连忙净手，烧香拜佛，口念“阿弥陀佛”。 徐向前走到东屋小女儿床边，摸摸那小脸、小手。这小生命从降生至今没见过爸爸，妈妈病死时，他不满周岁，是在奶奶苦心哺育下活着的呀。徐向前不禁一阵心酸。 往后的路怎么走呢？徐向前躲在家中七八天。每天不敢出村，天黑才跑出去找一位一块儿跑回家乡的老乡。那位老乡原在国民二军当军需官，随军一路征战失败，死里逃生，已吓得大病不起，躺在床上哼哼呀呀。徐向前又跑到附近村庄找另外几个逃回来的老乡，不是见不到面，就是有的死也不愿意再出去从军了。徐向前决心离去，回广东。 “我就一个人走了。”他在《历史的回顾》中写道，“在北京，住在老乡家里，打听南方的消息。当时全国形势很乱，让人理不出个头绪来。北方是军阀之间时而混战时而联合的场面，南方是国共两党又联合又斗争的场面，报纸上的消息一天一个样，甚至相互矛盾。有人劝我在北方的军阀部队里干，我婉言谢绝了。经天津到上海后，听说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攻占了武汉，使我更加坚定了去找革命队伍的决心。” 1926年11月底，徐向前从上海乘船来到武汉。晚上下船，码头、街道到处是黑洞洞的，什么景也看不清，他在汉口码头附近的一个小旅馆住下。第二天一早起身外出看看，顿时，感到像步入一个新世界。到处贴着“打倒列强除军阀”、“革命万岁”的标语；一队军人出操回来，高唱着：“打倒列强，打倒列强”，“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的战歌。听到这歌声，徐向前心花怒放。从一年多前离开广州，离开黄埔军校，再也没听见过这样的歌声了。他精神振奋，早饭都没吃，又步行奔武昌。听说，那里有北伐军司令部。 一路走，一路看，过了汉江进入武昌，更是一派革命的景象。标语满目，群众游行，歌声震天，像两年前第一次进广州那样让人兴奋。经过半天的奔走，询问，他终于找到了学兵团，找到了正在筹建中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 在这里，他见到了许多黄埔同学，其中有蒋先云。 在这里，他做了学兵团的一名指导员，不久又被任命为武汉军校总队政治大队第一队少校队长。 武汉军校全称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在武汉三镇名声很响，几乎人人皆知。当时有“第二黄埔”之称。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兼任校长。教育长张治中，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政治总教官恽代英。它是黄埔军校四个分校中最出名的一所学校。男生九百八十六人，女生一百九十五人。一大批共产党员、优秀青年在这里工作或学习；恽代英、陈毅、施存统等人先后来到这所军校。后来成为东北抗日联军团政委、女英雄赵一曼，就是女生队中的“一杰”；后来和徐向前结成伴侣的黄杰，是女生队的入伍生。校址就设在武昌长街著名的西湖书院。 1927年2月22日正式开学。这所军校，继承着黄埔军校的传统，为中国革命培养着新军。徐向前既是队长，又做教员。 经过在国民二军近一年的风风雨雨，徐向前从军阀习气浓厚的军中滚爬出来，回到革命军校，又唱起了“以血洒花，以校作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的黄埔校歌。他走过曲折的道路，又走上康庄大道，从苦闷、忧虑忡忡的生活中，回到革命的大家庭。心情愉快，话语也多了。一些山西的老乡，黄埔的好友，经常找上门来。共产党员李楚白，是徐向前队里的司务长，大家凑在一块，该开饭了，他就去办几个菜，提一小壶酒。 徐向前觉得这样不妥，提出下饭馆。正好，他当队长薪水比别人多些，大家就齐声叫着：“队长请客！” 徐向前从军几年，仍保持俭朴的作风，不大手大脚随便乱花钱，和老熟人相聚，心里高兴，慷慨地说：“好嘛，好嘛，我请客！”一次两次请下来，似乎成了习惯，凑到一块就抓徐向前这大头。其实，大伙也不是诚心要敲徐向前解馋，每聚在一块，总是借吃饭，讨论些革命的大事。三民主义、共产主义、俄国的革命、军阀混战，都是谈论最多的话题。青年人好强，有时说着说着争论起来，借着酒性发难。面红耳赤过去之后，又笑声四起。 徐向前开始多是听他们争论，很少支持哪一种观点。一天，有位同事把话题转向他问： “现在许多人加入了CP（即共产党），你呢？” 徐向前说：“我们是军人嘛，不要参加那些政治派别。” “想躲开吗？不成！我们入黄埔第一堂课就入党了！”有人笑着说。“别那么清高了，还是加入CP吧！” “我还没想好。”徐向前说。“我不愿意做跨党分子。既然已经填过表了，那就应该为三民主义奋斗终生。” 他这番话，立即引起热烈争论。有的说，三民主义不如共产主义，列举出许多道理和现实；有的反驳，徐向前是激烈反对的一个人。这顿饭，最后闹得不欢而散。 过不几天，他们这伙年青人、老乡、老朋友，又聚会了。还是徐队长请客，还是海阔天空谈论。 在此之前的好多年，徐向前从个人谋生没有目标的一个青年，走向要救国救民的道路。考入黄埔军校后，第一次上课虽然集体填表加入了国民党，但是到底走什么样的道路，中国向何处去，他朦胧不清。他曾热心研究三民主义，这次来到武昌，接触了一些共产党员之后，又开始探索共产主义。他爱读书，白天工作忙，坐不下来，夜晚就抽空读书。列宁的《二月革命》、《远方来信》、《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等书，他一一研读；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李季的《通俗资本论》以及一些宣传十月革命的小册子，瞿秋白、鲁迅的文章，也都找来放在床头上。 武汉军校军事生活、训练课目还没走上正轨。学生多是新入伍的，故以政治教育为主。徐向前觉得，军人的养成，必须从严、从难训练。他经过东征，又目睹国民二军在河北的失败，认定军队的战斗力与严明的军纪、耐劳吃苦的精神分不开。军人平时作风松松垮垮，战时定会散沙一盘；军人平时怕苦怕累，更难以忍受艰苦的战争环境。他按照黄埔第一期的教练，要求学生不抽烟、不饮酒、不贪睡，起床洗脸集合十分钟，吃饭五分钟。天气炎热，地面上火烫，他还率领学生走正步。有人晕倒，他挥挥手让人抬出操场，继续领着操练。这样严格的军事生活，农村来的青年和工人出身的人，都还可以忍受，一些从小生长在城市、出了学校门进军校门的青年人，实在难以支持。 有人闹病，有人讲怪话。骂徐向前是“玩命的山西佬”。 他听不见心不烦，听见了只当没那回事。一次出操刚发出口令“解散”，一个四川兵汗流满面骂骂咧咧：“球！山西佬玩命！玩命的山西佬！” “集合！”徐向前火了，立刻整队，并把那个骂骂咧咧的四川兵叫出列，又命令人拿来军棍。大家一看毛了，这山西队长很少发火，还没见他动过军棍。徐向前不知是心慈手软了，还是故作恣态，他没动军棍，大声问那四川兵： “你说说，流血难受还是流汗难受？” “流……流血……难受！”四川兵结结巴巴说。 “再说，军人为什么要流着汗出操？” “为的是……是战场少流……流血！” 四川兵几句回答，使徐队长息了怒。他要说的，也是这道理。于是他又对四川兵训斥了一番，讲了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的道理，军棍收起，宣布解散。从此，军纪大振，再没人公开骂山西佬玩命了。 蒋介石虽是“挂名校长”，他懂得“治军先治校”、“军校是建军之本”，因此他开始对军校抓得挺紧。过新年，1月9日，他从南昌来到武汉。这位靠黄埔起家的北伐军总司令，参加过国民政府组织的群众欢迎大会，就到西湖书院视察军校。学校师生很高兴，特别是徐向前这样的“老黄埔”，对老校长都怀着敬意与怀念。可是，蒋介石向大家讲话中，除了摆自己北伐战争的功劳，就是说了一通温情肉麻的话。他说他当年去日本的时候，妈妈如何日夜想念他，并说：“本人对你们是慈母一样的心情啊！也就像我妈妈对我一样。”有些人听了心里热乎乎的； 也有些人不是那样。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写道：“我们当时很反感，会后，议论说，你这个蒋介石，讲这些东西干什么哟！这件事说明，蒋介石有笼络人心的手段，同时又说明，底下对他并不那么相信。蒋介石到军校来过两次，没有达到控制军队目的，以后就不来了。他在南京另开门面，也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实际上不再承认武汉军校。这样更好，便于军校进步力量放开手脚，开展工作。” 武汉军校继承着黄埔军校传统，训练、教学、生活紧张活跃。主要课程分军事、政治。军事课有步兵操典、阵中要务令、射击教范等；政治课设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等。许多课徐向前在黄埔学过，因此，课外辅导学员是不费力的。操心的是学员外差勤务多，常要出去参加集会、宣传活动。从早到晚，做队长的不得休闲。只有到星期五、六晚上，共产党员、国民党员各自开会去了，徐向前才得清闲一些。 究竟是三民主义好还是共产主义好？是徐向前这时日思夜想的中心问题。形势所迫，他不想不行。以前在黄埔时他读过一些共产主义的书报，有点印象，但理解不深，也没认真思考过。经过几年的颠沛流离，耳闻目睹军阀混战，国民党腐败等现象，使他不得不想。常来常往的一些共产党员，给了他很大的启示和帮助。他们大都是黄埔同学或山西老乡，又是活跃分子，如樊炳星、杨德魁、吴展、李楚白、贺昌、程子华等常在一起聚谈。人人都谈理想，谈志向，谈对人生和时局的看法，谈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区别，兴之所至，各抒己见。使他原来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一些模糊认识，逐步得到了澄清。 从读书、交谈和争论中，徐向前的思想发生了飞跃：经过两年的曲折经历，他开始思考一个问题：谁能救中国，谁是真正的革命党？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这要他作出回答，作出决定。在广东黄埔军校，他看到不少人，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国民党员，他不愿做“跨党分子”，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如今目睹军阀混战、百姓受难、国民党腐败，他认识到国民党不如共产党，三民主义不如共产主义。 武昌，是座具有革命光荣传统的英雄城，辛亥革命发源地。许多革命者的足迹，踏上过这片土地。孙中山、毛泽东、恽代英、周恩来、董必武等等领袖们，都在这里发动和领导过革命的武装起义和革命运动。徐向前在这里决定了他终生奋斗的目标。1927年3月，正当国民党右派反共活动猖獗，国共合作面临破裂的严重形势，徐向前经共产党员樊炳星、杨德魁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在他加入共产党时，已有种种迹象表明国共两党可能分裂。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工人纠察队被缴械，大批共产党员被逮捕、被屠杀。 武汉三镇为之震动。就在这时，徐向前听说国民党的首脑人物汪精卫到了武汉。汪精卫、廖仲恺、蒋介石，是孙中山讲过的“三杰”。1925年徐向前在参加东征中，听说廖仲恺在广州被暗杀身亡，当时他和黄埔同学，无不悲痛流泪。如今这“三杰”之中剩下的“一杰”会怎么样呢？徐向前心中当然无数。一天，他忽然看见《中央副刊》上登出了汪精卫的题词：“中国国民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了，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 三年前，在黄埔军校第一期开学典礼大会上，徐向前见过汪精卫。那时台下人都把目光投在孙中山大元帅身上，对汪精卫并没留下多深印象，如果说有一点印象，那就是大家都觉得汪精卫是风流男子，颇像个白面书生。没想到，蒋介石叛变，这个“书生”、“风流男子”会是这么英雄！倒使徐向前和一些人刮目相看了。局势到底会如何发展、武汉政府为“迁都南昌”的问题，和蒋介石已经闹了一场，往后又会怎么样呢？ 武汉的汪精卫和在南京的蒋介石，终于公开决裂了。一天，武汉各界在武昌的阅马厂，举行了讨蒋大会，政界要人、军中头目坐满会场。徐向前率武汉军校部分学生，参加大会，维持会场。全场掌声热烈，发出呼叫。许多人把领导中国革命的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身上。汪精卫“不负众望”，他登台讲话，慷慨激昂，把蒋介石大骂一顿。说蒋介石背叛革命，是“独裁”，是“拥兵自重”，是“把黄埔学生当私人工具”的校长。声声讨逆，人心大快。徐向前惊呆了。他分不清汪精卫的话是真心，是虚情假意；他搞不清楚，国民党这些头面人物，到底怎么回事，昨天还是亲如兄弟，声声“同志”，今天却这么翻脸不认人了！难道说这就是高等人的政治？ 武汉军校宣布改组。撤销了蒋介石校长的职位，改为校委员会制度。由谭延闿、邓演达、恽代英三人为常务委员。邓演达向全校宣布：“蒋介石在南京背叛了革命，破坏了团结，个人英雄，专制独裁，所以把他的职务撤了！”邓演达还讲了这样的话：“中国革命运动，照现在的形势看来，将分成两条道路，一条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一条是资产阶级的革命道路。”这些话，深深印在徐向前和广大学生心底。 武汉的局势，越来越紧张了。蒋介石在上海各地继续发动反共、“清党”高潮；原武汉国民政府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公开反叛后，联合四川军阀杨森进攻武汉。为了保卫武汉政府，惩罚叛军，武汉军校、南湖学兵团和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师生，紧急编成“中央独立师”，在叶挺统一指挥下，星夜从武汉出师了。 徐向前率领学生军又踏上了征战的道路。这是他生平中第四次参加征战。他手下的学生兵，大多是入伍不久的新兵，只是班排长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很多。战士们经过几个月的严格训练，也都表现出勇往直前的精神。徐向前本人，已经是身经多战的指挥官了，他对行军、宿营、侦察都有了一套经验。 他按黄埔军东征的作法，路上领着队伍不断高唱“打倒列强，打倒列强”的战歌，不踏禾苗，不坏田产；每到宿营地，不扰民、不拉夫，买东西给钱，借东西送还。黄埔军校东征时周恩来倡导的政治工作，徐向前进一步地发扬。白天行军，他给大家讲革命理想，讲战术动作。学员们像野外演习一样，欢快地走了一程，又走一程。 5月16日，徐向前所率的学生军参战，在桃花镇将川军一部击溃。接着乘胜追击，又在紫阳、汀泗桥、通海口一线和川军第九师接上火。杨森的这支队伍，打仗稀松，跑起来挺快，外号“川老鼠”。徐向前队中一名四川学生，在川军第九师当过兵，颇了解那支队伍的底细和战术，徐向前就让那位四川学生跟在身旁作“参谋”，抓住战机，穷追猛打。“川老鼠”像见了猫似的，逃得飞快。徐向前手下的学生军，首次参战，连战皆捷。 战报传来，叶挺的二十四师在郎坊一带，把叛军夏斗寅部队打垮。武汉政府又提出愿与叛军议和，保卫武汉的战事遂告结束。 军校学生又回到武昌。这里一切一切都不平静。传说多，议论多。有人说，汪精卫武汉政府将“讨蒋”东征；有人说，汪精卫和蒋介石要和好；还有人说，共产党内发生了改组…… 前途如何？战事如何？徐向前日思夜虑。不管发生什么事，他决心跟共产党走，革命到底，像党章上写的：“共产党员要为共产主义流尽最后一滴血”！ 5月底的一天，徐向前接到共产党组织的一个通知：速去开会。他怀着新奇的心情，走进蛇山西粮道街一个会场，只见周恩来正端坐在主席台上。他还是那么雄姿焕发，只是没穿军服。两年前在黄埔岛和在东征路上，徐向前多次见到这位军校政治部主任。他潇洒的风度、他雄辩的口才，给徐向前留下难忘的印象。可是，今天的周恩来，态度十分严肃，他的目光审视着全场。在施存统讲话后，他作了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他讲了上海发生的“四·一二”事件，讲了湖南长沙发生的“马日”事件，还讲到武汉当前的形势，夏斗寅叛军的情况。要求同志们要认清大局，坚定信念。 这一天，是徐向前加入共产党后，参加的第一次党的会议。当时他只知道在武汉军校内，有共产党的委员会，书记是陈毅；后来才知道，周恩来是5月下旬从上海秘密来到武汉的。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后改任军事部长）。徐向前这次和周恩来相见，虽是在众多人的集会上，又是一个台上和一个台下，但他们心是相近的，使徐向前终生难忘，因为，这是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第一次聆听周恩来的报告。在《历史的回顾》中，徐向前写着： “入党后，我才知道恽代英、陈毅同志是军队的负责人。有天，我接到组织上的通知，去蛇山西面的粮道街中央机关开会。会议由孙永康主持，施存统讲了话，周恩来同志在会上作了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提到了打夏斗寅的问题。这是我入党后第一次聆听重要政治报告。我为自己能够成为共产主义队伍中的一名战士，而感到自豪和光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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